要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需要有多高的收入——年收入10万元、20万元还是30万元？

现实问题是，通往中等收入群体的路上，有多座大山横在面前：户籍、房产、子女教育等，每一座都在拉远我们和中等收入群体之间的距离，中等收入群体的门槛也在无形中被推高。

金钱容易衡量，获得感不易寻找。在中等收入群体身上，我们不应只看到苍白的银行卡中的数字，而应该是能否有一种闲庭信步的心态，能否有“日扶瑶琴听音”的惬意，能否体现出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显然又有着深远的意义。在上月举行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策，推进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已越来越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就此话题，寻找样本，访问专家，对比今夕，参考海外，试图通过这组报道管中窥豹，一探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之路。

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需要发展起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走向发达的经验。

早在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首次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时隔4年半，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再次明确“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方向，并提出了6个“必须”。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该怎么走，户籍门槛、高房价等是否会将部分中等收入者赶回低收入群体？

发达国家已有成功经验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让大量低收入者转变为中等收入者，而不是把高收入者拉回到中等收入水平。此外也要有合理的再分配制度。要做到这些，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公平竞争、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二是有一套比较健全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体系。此外还要有一个廉洁、透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一个公平竞争、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特别重要。但是，单纯靠市场竞争没办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需要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体系来解决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成功经验。二战以后，发达国家都普遍建立起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教育、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防止一些人长期陷入贫困，帮助他们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

很多发达国家二战前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但随着这些制度的建立，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很大。因此，社会结构的合理化主要靠政策、制度方面的转型。

然而中等收入群体该怎么科学划分？

我们国家还在发展过程中，划定中等收入群体不宜采用绝对标准。可以以社会的中位线收入水平为参照，划一个适当的区域范围，作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不是按人口比例，而是按收入比例。

过去较长时期，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受到了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是市场环境的改善不顺利，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其他市场活动的干预比较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不是靠政府“给钱”，而是靠市场发展。二是城镇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没有城镇户口，难以享受城市的医疗、子女教育、社保、保障住房等。如果能让这部分人变成名副其实的城市居民，很多人就可以逐渐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房价快速上涨成为障碍

中等收入群体扩展步伐减慢有哪些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较快。但在过去十几年，中等收入群体扩展速度明显放慢。究其原因，主要是行业垄断、政府过多干预市场以及一部分官员腐败等因素，影响了市场环境，妨碍了公平竞争。此外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让部分中等收入群体重新回到低收入生活水平，起到了逆向再分配的作用。

应该如何理解高房价等因素让部分中等收入群体重回到低收入队伍？

一些小企业，因为政府干预，其中又存在大量寻租行为，使其生存变得很艰难。同时，一个市场上垄断力量过强，会对竞争性的行业造成不公平的分配。如果国民总收入和社会财富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到少数行业和企业，将明显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存在和发展。

这些年来还有一个现象，股市的大涨大跌和房价、地价过高，实际上对部分中等收入群体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资本市场如果没有严格监管，不是一个透明度高、管理规范的市场，就容易损害小股民的利益。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状况也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生长起了坏作用，一些城市房价上涨速度远远快于收入增长速度，这就可能让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的一部分人又回到低收入生活水平。

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大城市的房价、地价上涨有必然性，但上涨得如此之快，有很多非正常的因素。在现行制度下，通常是地方政府统一征地、独家卖地，垄断了土地市场，也大大推高了房价。普通工薪阶层很难靠自己的收入在城市买房，怎么变成中等收入者呢？

收入分配改革推进缓慢

中央此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强调了6个“必须”，其中包括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改革谈论了很多年，它推进的难点在哪？

过去几年，我们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重点并不完全清楚。有些部门认为由政府来调一下工资，或者限制高收入就是收入分配改革了，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

现在收入分配改革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只就收入分配谈收入分配，难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值得高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改革方向，即便有些还不太具体，但方向是对的，关键是怎么落实。当前的困难就是落实改革目标的进展太慢，有些方面甚至没有什么进展。

涉及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解决各个领域的体制问题，但目前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都推进非常慢。财税体制的改革做了一些，但有些重要的方面动作不大。推进这些改革，只靠少数职能部门不行，需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建议和期望

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一定只是加大投资，扩大社会保障也是重要方面，有了全面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才能拉动社会消费。

希望“十三五”时期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既拉动经济增长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虽然现在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所松动，但是这些地方就业机会比较少，实际效果有限，多数大城市的户籍限制并没有多大改变。

财税体制改革不仅仅要搞营改增和调整中央地方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透明化，解决社会监督问题，并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少搞过度投资，减少政府自身的过量行政支出，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并有效减轻企业负担。

此外，就是政府对市场、对资源配置过度干预的问题，也需要尽快解决，政府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的比重非常高，这个领域政府参与过多，也造成了部分不良债务。在竞争性领域，需要尽量把配置资源的功能还给市场，减少政府干预。土地制度的改革也需要推进。总结试点经验，扩大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作用。

股市楼市投资皆不靠谱，中国人的财富该如何保值？

2016新年开始至今，很多投资者被中国金融市场震得目瞪口呆。A股在新年4个交易日四次熔断，之后又继续震荡下跌不止；全球股市也纷纷下跌。而在商品中，美原油指数最大下跌13.41%；农产品萎靡不振；而唯有国际金价一枝独秀，最大涨幅3.81%。

与国际黄金投资相比，国内黄金投资者获得了额外的惊喜，因为“国际美元金价上涨”+“人民币贬值幅度”。即国内人民币黄金投资获得金价反弹+人民币贬值的双重收益！

中国股市已进入残局，楼市已经是强弩之末，都将成为财富黑洞。“未来一年，黄金白银相当可能迎来‘B浪反弹+对冲人民币贬值+下一个吸纳流动性热点’的三重上涨动力累加的机遇。”

A股已经被玩残了螳螂扑蝉黄雀在后

A股如今这般脆弱，却是“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十多年来主力多伦玩弄散户投资者，积累副作用至今的结果。

在此一轮轮的财富大洗牌中，我们没有看到宏观经济更高效、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更强、股市基本制度更健康、投机放大多空得到有效控制，而是各种主力从散户、基金投资者身上一次次获取暴利。其副作用累加至今，一个貌似利多的熔断都令股市颓然至此！

楼市财富价值实际已经大打折扣

股市令投资者感到惊恐的时刻，很多国人仍对一线楼市的财富效应抱有幻想，甚至奋力追涨。

看到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的房价又创新高，不少人又按捺不住要去倾三代人积累、再加上二三十年房贷去买房。特别是深圳，在直辖市、深港一体化的概念炒作下，更是独领风骚。殊不知，这如同A股2015年上半年的“伪水牛”一样，是靠银行贷款放杠杆吹起来的。深圳房贷在总贷款中的比例高达22.41%，分别是上海、北京的1.7和2.25倍；其房贷在总存款中的比例分别是上海、北京的1.71和3.26倍。在银行不良资产率快速上升的背景下，深圳房贷已经不可能再放杠杆了，一旦放杠杆变成收缩杠杆，A股就可能是前车之鉴。而由未来人民币大幅贬值导致的严重输入性通胀，更会对供房贷釜底抽薪。

对楼市最后的刀头舔血，获得的所谓财富增值其实是个幻象——貌似楼价又涨了，名义资产又增加了，但是其财富的流动性已经大打折扣，不仅已经很难找到下家出手（流动性极差），其银行抵押贷款比例已经降到50%甚至更低，很多地方更是已经无法获得抵押贷款了。这些资产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死资产，其真实的财富已经大打折扣了。

本质而言，在人民币升值周期中，海外资本流入中国期间，加上政府土地财政既得利益推动，楼市是最好的吸纳流动性的最大海绵。然而，在人民币贬值周期中，在资本流出中国阶段，楼市则难免成为消灭流动性财富的最大黑洞。

因此，现在无法抵制股市、楼市的“诱多”或者是“逼空”、最后奋然去接盘的人，特别是动用了杠杆去接盘者，很可能在2016-2017年成为最大牺牲者，他们在过去二三十年辛苦积累的财富，最后可能成为负资产。

贵金属可成国内财富“抱团取暖”的上佳选择

股市之所以脆弱不堪，楼市之所以盛极而衰，归根结底，是由于国内赚钱效应不断衰退；既有发展模式对人口红利、环境、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透支难以为继；热钱投机对实业利润釜底抽薪；再加上美国经济阶段性复苏，再工业化、TPP对中国进口替代，人民币已经从升值周期转入贬值周期。

在人民币贬值预期和外资套取汇率收益的刺激下，资本加速外流，官方公布的外汇储备已经从2015年初的3.99万亿美元下降到年底的3.33万亿美元，如果考虑到FDI和贸易顺差，实际资本外流已近1.2万亿美元。而且这仍在加速，2015年12月，贸易顺差减少1079亿美元，再创历史最高。

由此，在加速金融开放的背景下，对股市、楼市，央行已经陷入两难——要印钞支持股市和楼市，就会稀释人民币内在价值，导致资本更快外流；资本更快外流又会导致人民币更大贬值预期。

这时候，最明智的选择是放任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从而使市场自己找到人民币对美元的平衡汇率，使资本进退两难。如果这样的话，人民币或许在贬值20-30%重新找到平衡。如果硬扛人民币高位的时间越长，资本外流越多，扛不住时人民币贬值幅度将越大。至于会贬到多少，笔者不愿再扮演“乌鸦嘴”的角色，但肯定会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低。

换言之，在此人民币国内流动性萎缩的趋势下，国内资本已经不足以支撑股市和楼市的泡沫了。随着楼市、股市财富效应的萎缩，国内资本在兑换美元出境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国内投资者必定要寻找在资本寒冬中可以“抱团取暖”的投资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