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C携手牛津大学举办全球研讨会

EBC金融集团联合牛津大学经济学系举办的研讨会，在牛津圆满落幕。此次研讨会聚集金融专家与学术权威，深刻揭示在应对全球气候挑战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同时探讨政策、市场及投资者如何协作，从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

EBC 集团 (英国) CEO David Barrett、牛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Andrea Chiavari、Banu Demir Pakel 、Nicola Ranger结合自身经验，分享专业视角，共同探讨如何将金融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倡议相结合，让每个人从气候经济学中受益。

气候政策趋严下的投资机遇 

在研讨会上，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Andrea Chiavali探讨了气候变化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深度联系，介绍了William Nordhaus的综合评估模型，该模型将气候变化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生产力下降，极端天气和温度的上升对农业、制造业和劳动力等领域的生产力产生直接影响。这些损失反映了社会成本，即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损害，这些成本目前没有在市场中完全内化。

碳的社会成本（SCC）应被纳入经济模型，碳税作为有效的政策工具，能够帮助内部化气候变化带来的社会成本，并激励转向可再生能源。Andrea认为，金融市场和政策的有效结合可以推动产业转型，然而，当前碳定价远低于实际社会成本，需要更积极的政策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全球气候变化与金融市场的应对

Banu Demir Pakel：在可持续增长方面，理论模型与实际政策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Andrea Chiavari：新技术将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起关键作用。通过征收碳税，我们可以降低碳排放，帮助内部化市场未管理的成本。但碳税的成本及应对气候变化的代价，将取决于未来可用的技术。我们需要了解碳税如何影响利润激励，最大的阻碍是如何使政策在愈渐分裂的政治局势中易于接受。

Banu Demir Pakel：您做了很多气候变化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同时涉及自然风险领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Nicola Ranger：气候变化的成本早期估算低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因为我们当时的总损害函数存在问题。很多证据是回顾性的，我们不能仅仅依赖过去的数据来预测未来，特别是考虑到能源、食品和基础设施系统的结构性变化，必须前瞻性地看待未来的模型和预测。

现在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美国的IRA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通货膨胀削减法案。

金融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能源基础设施，此外，全球每年需要2.5万亿到4万亿美元的投资来推动这一转型，因此金融机构必须参与其中。政策制定者应设定激励机制，价格是关键部分。

Banu Demir Pakel：您认为金融机构，如英国的机构，如何调整投资策略，以优先考虑气候韧性和可持续发展？ 

David Barrett：我在金融行业工作了37年，见证了很多变化，所有的投资，无论是私募股权、银行、对冲基金还是家族办公室，最终目标都是赚取回报。英国的金融市场也不例外，过去十年一直在关注ESG问题。最初，这个概念非常纯粹，是一种帮助投资者合理投资的工具，但现在它的初衷已经被完全违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是通过设定规则，利用规则来绕过规则，ESG也成为了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

解决办法可能要从下游开始——也就是从受众入手。如果投资者开始更重视环保公司，企业也会因此改变行为，金融市场才会觉得投资这些企业更有利可图。金融市场可以非常创新，但它需要有激励机制，才能去做这些事情。

Nicola Ranger ：现在，大量补贴流向化石燃料，而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却很少，导致资金主要流向化石燃料。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激励措施，让资金流向可再生能源。

David Barrett：我们研讨会的声音，如果能被市场的人听见，将影响更多人参与其中。尤其是对于以数据和模型为导向的量化分析师，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量化，易于理解的方法，这种信息将引起广泛的共鸣。

如何通过政策与每位投资者，推动改变？

现场互动：所有国家组成的全球气候联盟，是否能推动改变？

David Barrett：好消息是，金融市场有模型来评估全球行动和联盟的有效性，监管就是其中之一。例如，欧洲经济区的MiFID和MFIR，EBC（英国）由FCA监管。监管牌照很难获得和维持，但如果不想要监管，易于滋生监管套利，需要创造一个环境，使政治、投资者和公众思维一致，让金融市场制定符合要求的产品。金融市场能创新，但需要动力。如果政策和公众共同参与，宏观视角下的行动就能推动变革。

现场互动：银行是否能通过过渡风险模型和小企业气候适应模型，来推动减少贷款组合中的排放？

David Barrett：银行会在适当时采取行动，但他们大多受到外部环境的驱动，比如巴克莱银行的年报，虽然展示了可持续性和绿色足迹等内容，但实际背后是通过销售ESG产品来提升费用，投资者往往不会深思他们买的是什么，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Nicola Ranger：几年前，英格兰银行进行了首次气候压力测试，要求22家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分析气候变化对投资组合的影响。我们做了研究，发现这项测试提升了它们的数据和模型解读能力，并向董事会汇报了情况。但问题是，它还没进入实际决策过程。真正能带来改变的是声誉风险，银行担心在融资过程中被曝光或陷入困境。

David Barrett：这又涉及到司法管辖区套利的问题。如果英国四大银行做了傻事，被大家讨厌，大家转账去其他银行，那他们能去哪儿？转到的那家银行还做着同样的事吗？你也可以转到创业银行，但比如Metro银行就因为反洗钱问题被FCA罚款1600万英镑。如果银行无法解决基本的业务问题，董事会怎么可能关注它们的碳足迹？这不仅是公关问题，更是意识和现实。我们作为金融产品的投资者也能发挥重要作用。我认为，如果我们都能站在一起问一句：“你把我的钱投到哪里了？它是在为我的未来投资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力量。

David Barrett最后打趣道：“巴克莱银行是我们合作的银行，所以我应该表现得更友好一点。”

结语 

正如David所说，为了实现真正的变革，首要任务是大玩家们（政治、大型金融机构）采取行动，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气候行动和经济转型。同时，小玩家（个体机构、投资者）的参与至关重要，通过所有人的努力，我们不仅是在投资当前，更是在为一个更加可持续、更加繁荣的未来做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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