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雪涛：马斯克变法

经济议题仍是特朗普最大的挑战

在拜登的四年任期中(2019Q4-2024Q3)，美国实际GDP增长了11.4%，名义GDP增长了33.8%，三大股指屡创新高。尽管拜登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民众的实际感受并不佳，民主党在对抗滞胀方面失败了。这是二十年以来相对正常的一次选举，身份、族裔、性别、极化这些议题都失去了色彩，经济成为最关键的议题。

民主党失去的不仅是摇摆州，还有基本盘。与四年前相比，黑人对民主党的支持有所减少，拉丁裔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甚至女性对哈里斯的支持率也比四年前对拜登要少。

拜登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成功，但输给了通胀失去了民心；这也是特朗普2.0和所有支持MMT政策的政府首脑们，都需要面对的棘手现实。

滞胀是拜登和特朗普都逃不出的情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未能连任，拜登接棒后也未能连任，特朗普再次接棒后还要继续面对更加根深蒂固的滞胀。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能避免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依赖，即不再以财政赤字扩张维护经济增长；如何扭转这个局面，留给美国下一代人更小的或更可持续的政府杠杆率，是他的重要挑战。

简单通过提高关税来减少赤字很难实现，拜登没有取消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小院高墙”也越盖越大，结果2024财年赤字同比再度增长8.1%至1.8万亿美元；却依然没有看到走出滞胀问题的有效方案。

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方案更难带领美国走出滞胀；不仅如此，他可能加剧其进程，导致他和拜登以及四年前的自己一样，困在相同的结局当中。

除了马斯克，其他官员都只是执行者

特朗普的内阁成员大多是执行者，没人能够深刻影响特朗普。因此，内阁成员过往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没有特朗普的想法重要。可以将这些官员比作美国政治金字塔的塔身：重在执行，而特朗普则更像是美国政治金字塔的塔尖：重在决策。

但马斯克或许是个例外，他不仅投入竞选资金，还亲自参与其中。虽然他并非政府内阁成员，用他的话说是以“外部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政府改革，但他不仅可以对特朗普的政策（和提名内阁成员）产生影响，甚至在解决滞胀问题的执行层面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斯克的地位犹如“影子总统”，重要性仅次于特朗普。

关税、新能源补贴、去监管三个经济因素凸显马斯克的重要性

控制政府支出和提高生产效率是美国走出滞胀的关键。控制支出意味着减少政府的行政开支，而增加收入则依赖于提高生产效率，两者都与马斯克相关，也和AI有关。前者需要AI提升监管效率，后者需要AI提升生产效率。马斯克能否通过AI帮助特朗普按下滞胀的休止按钮，是美国经济未来最大的变数。

马斯克在企业管理上的优秀毋庸置疑，马斯克作为企业管理者非常成功，他曾大幅裁员，也很好的应对了诉讼。他将这种经验应用于改革美国深层政府，实施DOGE计划，这被称为当代的“曼哈顿计划”。

DOGE计划主要是减少过度的行政权力，减少公务员数量，撤销监管。他提出不是通过新的立法来实施，而是利用现有的行政权力来推动改革。例如，国防部每年8000亿美元的预算，其中许多资金或可被削减。

他计划使用高科技比如AI来计算哪些可以被裁减，然后逐一减少行政支出。其次，如果行政法规和公务员消失，那么放松监管后，那些依赖监管创造就业的人也将消失。这被称为“F计划”，重新定义联邦公务员，将其转变为自由雇员以便解雇。

治美国并非烹小鲜，失败是不可承受之重

马斯克的理想主义向美国公务员体系的官僚主义宣战。但是裁减公司雇员与裁减公务员和削减联邦财政预算是两回事，这不仅是法律诉讼的问题，也不止涉及法律法规的冲突，可能还会得罪包括共和党的建制派，甚至特朗普的支持者。

这些被裁员的公务员能否从政府部门转向私人部门？能否转向现代服务业或制造业？私人部门在放松监管后的繁荣能否吸纳政府部门的成员？这些都是未知。

马斯克在SpaceX和特斯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些成功也曾濒临失败。例如，2018年和2019年，特斯拉几乎失败，最终是中国使其存活下来，并转变为以AI为愿景的科技公司。

特斯拉已经成立了21年，而马斯克只有两年不到的时间进行政府改革，他计划在2026年7月4日即美国250周年国庆时献礼。管理公司可以花很长时间进行试错，例如购买Twitter并将其改名为X，失败的代价并非“不可承受”。但政府事务要比公司复杂得多，各个利益集团长期深耕其中，精简政府支出可能需要通过国会审查，而众议院的优势又比较微弱，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地方。

我们不能说马斯克注定失败，但当下的美国无法承受“马斯克变法”的失败。

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关系如何发展面临挑战

马斯克的个性鲜明、独裁高效，这和很多政治强人相似，叠加他出色的企业管理经验，部分弥补了他政治底蕴不足的缺点。如果遇到与他想法不同或在效率上阻碍他的人，他可能会立即采取行动。他的管理风格强硬，他能否与特朗普的内阁成员合作，以及能否与特朗普——一个同样强硬、思路清晰的人和平共处，这又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马斯克作为一个商人，需要考虑AI的前景问题。美国的AI的技术创新有一定先发优势，但应用的场景在中国更加丰富多元，要落地到制造场景硬件革命需要中国，这是中美可谈的地方，也是马斯克自由发挥空间较大的方向。

尽管马斯克没有政治经历，但从潜在作用来看，他可能在美国对外关系方面成为当代基辛格，成为中美关系渐行渐远的反作用力。而在美国对内关系来看，他有可能成为当代商鞅，推进新时代美国版变法，尽管时间和空间都相对有限。

“马斯克变法”是美国转型关键时刻的一番重注

中美两国都在面临各自的挑战和转型的关键时刻，美国有自己的问题和转型的难点，马斯克的变法也旨在解决这些问题。

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充满挑战，失败的例子居多。尤其是如果时间紧迫，需要特朗普对马斯克投入巨大的政治资源和支持信任，马斯克也需要保持定力，甚至将个人利益置于一旁，全力以赴推动改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两年后拿出初步成果，从而在中期选举获得更多的支持，将改革贯穿整个特朗普任期。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要任务，我们倾向于不要用以往框架线性外推，保持对于其进展的密切跟踪。马斯克变革是特朗普下的一番重注，成功与否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宋雪涛（SAC执业证书编号: S111051 7090003），来源：雪涛宏观笔记，原文标题：《宋雪涛：马斯克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