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论不确定性（1）

50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

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着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这适用于共chan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思想最终都导致镇压。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在这里，经历过纳粹和共chan主义占领的匈牙利，我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历史。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

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干活挣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干活还钱。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 High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一个 14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

在伦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单身一人，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但即使可恶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谋生，我也没有放弃哲学雄心。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意识的负担”。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进行模型化的尝试。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反身性”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呆会儿要详细探讨。

事有凑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给我一个观察金融市场的新方法，这个方法比当时流行的理论更好。它提供给了我一个判断依据，首先是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然后是对冲基金经理都能用上。我感觉就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能够满足我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幻想。某一刻，当我的商业生涯遇到障碍时，我立马掉转船头，全力向哲学进发。因为我太珍惜我的发现，一刻也不想离开它。我感觉反身性理论需要更深地挖掘。当我越来越深地对这个题目进行钻研时，我在我自己构建的迷宫中迷失了。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看不懂昨晚刚写的东西了。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我的哲学探索，集中精力挣钱。只有在很多年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后，再回到我的哲学中去。

1987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那本书里我试图解释我金融市场操作的哲学基础。这本书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对冲基金行业内的人都读过，商学院也在教授。但是书中的哲学争论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为一个成功生意人的虚荣心，赚了钱就幻想自己是哲学家。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毕竟我是在对付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哲学家探索来探索去的课题。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认为自己做出了新的发现，特别是别人都没有这么认为的时候？毫无疑问，概念框架是对我个人有益的，但似乎别人不认为它有这么大价值。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判断。我没有放弃我对哲学的兴趣，但我已经只把它当做我个人的偏好。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动（慈善已经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中，我继续按照这个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写一本书，也会忠诚地重申我的论点。这对我发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帮助，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还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再尝试”的演讲。

但这一切都因为 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改变了。我的概念框架使我首先预见了危机，又在危机终于发生时利用来去处理它。我在对事件解释和预测上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这改变了我和其他许多人对理论的评价，我的哲学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它值得当做理解现实的一种潜在贡献予以严肃重视。这是促使我做这一系列讲座的原因。

言归正传。今天我会从整体上解释“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两个概念。明天我将它们应用到金融市场，之后，应用到政治上。这还将引入“开放社会”的概念。在第四讲，我会探讨市场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差异，第五讲，我会提出一些预测，以及针对此时此刻的一些处方。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来阐述。

其一是，当一件事情有人参与时，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始终是片面的、歪曲的，这是易错性原则。

另一个命题是，这些歪曲的观点能反过来影响到的与该观点有联系的事情，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不适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事件本身。这就是反身性原则。

易错性和反身性都是纯粹的常识。因此，当我的批评者说，我只是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他们是对的，但只是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是对的。让我主张更有趣的是，它们的意义并未得到普遍的赞赏。特别是反身性的概念，经济学理论一直刻意回避甚至否认它。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像反身性这样常识性的东西被刻意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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