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富：应分离宏观降息决策与微观主体的息差决策

第一，在当前低息差的背景下，有必要区分息差下降的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这一段时间的息差下降，是否存在某一阶段下降过快的情况？未来是否会有一部分出现回升？又有哪些部分是持续性下降？在息差变化的大背景之下，既需要长期的能力转型以及结构调整，也需要宏观政策的助力，以平稳度过这一阶段。

当前，宏观经济下行、非对称降息以及要求银行承担部分额外的政策成本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息差下降。在这种环境下，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和承担能力也在下降，银行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低风险的头部企业，将资产更多地集中在行业的头部企业，导致红海市场的价格竞争愈发凸显，进而引发了息差不断下滑。这种下降趋势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因此，首先要分析息差下降的驱动因素，区分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

第二，可以分场景计算可承受的息差水平。具体而言，当前计算安全息差水平的基本逻辑，是能确保银行的盈利留存，即内源性融资能持续满足资本补充要求。这只是一种情境下的银行可承受息差水平的测算思路。如果短期内的低息差存在一些非趋势性因素，则银行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突破安全息差水平。为此，可在不同场景下计算出可承受的息差水平。

极限的情况可以细分为三种。一是一般情况的极限，需依据不同的内生可持续补充资本逻辑进行计算。二是当银行各类风险储备消耗殆尽时的息差水平。例如，如果将各种风险储备降到监管部门规定的水平，那么可以允许息差在多长时间内降到何种水平，即短期内可以承受的息差下降幅度。三是底线情况下，如果银行出现亏损，低息差可以降到什么程度，持续多长时间，才不至于破坏银行持续经营。因此，总共可以考量三个层次：一是资本补充符合监管要求，确保银行能够保持稳健经营的主体地位；二是在储备消耗以后，银行虽然仍能稳健经营，但是稳健程度下降；三是当银行处于不稳健但是还能维持经营的水平。

第三，应当分离宏观的降息决策与微观主体的息差决策。从宏观层面来看，利率的调节工具更多是着眼于宏观经济稳定，息差则是银行在相应政策背景下的一种反应。目前来看，降息确实会带来息差的相应变化，但是如果不降息，当前可能会导致整个宏观经济收缩，甚至可能引发银行的不良率逐步上升。宏观政策会影响并受制于微观主体，但宏观政策的制定需以当下微观主体的现实特征确定。在宏观大盘的背景下，可以运用一些微观政策，包括运用财政资源、公共资源进行注资等办法，但是不宜与降息的宏观决策硬挂钩，两者实际上应当分离开来。

对央行而言，银行是信用扩张的载体。如果要维护银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必须在宏观政策中考虑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以及各节点的稳健性。但是，宏观政策的工具和金融稳定的工具是两套不同的工具，降息政策主要是作为宏观政策的工具，金融系统稳健应借助其他工具来实现。

当下实际上难以通过降息实现微观主体的资产扩张。当前的利率水平（加权一般贷款平均利率）高于绝大部分企业的资产收益率（ROA）。在这种利率与ROA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企业的理性决策是收缩边缘业务，聚焦核心业务。如果核心业务的收益率仍然低于融资利率，那么理性决策应当是退出市场。过去一年多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呈现出这种收缩态势。

从去年开始，银行在局部领域的不良率正在快速上升，特别是在小微和零售端，从信用卡到经营贷，再到现在的个人抵押贷款，不良率都在快速上升。在宏观经济持续下行，以及银行受风险偏好影响越来越集中于高品质客户的大背景下，银行的息差缩小会自我持续。如果为了保护短期银行的利润（营收），放任微观主体萎缩退出，放任社会风险偏好下降，那么银行息差将面临“温水煮青蛙”式下降，最终银行缺少应对手段。所以必须在宏观政策上采取措施切断这一不良的循环过程。我个人认为，可以通过宏观政策、金融稳定政策以及微观转型改革政策这三类不同的政策体系分别实现。

就稳定住房贷款业务板块而言，住房贷款本身属于低风险、高收益的业务类型。若该业务能充分市场化运作，那么其利率也应相应降低。具体而言，无论是存量个人抵押贷款利率还是增量个人抵押贷款利率，都应当尽快下调，逐步使其与租售比水平达到接近平衡的状态，从而在住房价格方面形成一个合理的平衡机制。

本文作者：陈道富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来源：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原文标题：《陈道富：应分离宏观降息决策与微观主体的息差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