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nko Milanovic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二分法之上的：在政治空间中，决策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做出的，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发言权，权力结构是扁平的；在经济空间中，权力由资本所有者持有，决策是独裁的，权力结构是等级制的。这种二分法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平衡行为：有时，名义平等的政治原则往往会侵入经济领域并限制所有者的权力：工会，起诉 公司的能力，有关歧视，雇用和解雇的法规。在其他时候，是经济领域入侵了政治领域：富人能够购买政客并实施他们喜欢的法律。 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这两个原则之间的斗争：民主原则也是从政治“出口” 到经济学的统治，还是公司组织入侵政治领域的等级原则。社会民主

康斯坦丁·卡瓦菲（Constantine Cavafy）在他的一首诗中，将其预言为未来事件的艺术，将其分为三类：能够看到现在存在的人，仅知道未来的神明和感知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智者” “： 普通凡人知道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众神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仅他们一个人就完全被开悟了。明智的人意识到即将发生的未来事情。 我们都渴望成为能够看到眼前的未来的明智的男人和女人（卡瓦菲不相信，即使是睿智的男人也能看到遥远的未来），并且在当今这样的困境中，对这类先知的需求

要正确思考全球化，需要在历史背景下考虑它。这意味着看到今天的全球化及其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许多方面都是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第一次全球化的镜像重演。 以西欧工业革命为基础的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经济地图，使欧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富裕，政治和军事上更加强大。它允许欧洲国家和后来的美国征服大部分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即使它们没有被西方人正式统治，也受到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强大影响（开放贸易，控制定制收入），甚至是欧洲公民的法律治外法权。 先进的欧洲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因此到1914年，根据Maddison项目数据库，英国和中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为8比1，而一个世纪前为3比